优秀至极的“老饕曾九帅”

陈恭禄先生指出：“《南亭笔记》暴露他（即李伯元）的历史知识极端贫乏”；冯尔康认为“其撰《南亭笔记》，带有作小说的态度写作，失实太多”，并将《南亭笔记》一书定为“史料失真的笔记的典型”。

《曾国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进先生也指出，近百种晚清至民初的笔记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笔记均未发现有关曾国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国财物和金银之事的记载，李伯元《南亭笔记》系记此事的第一家，但并未交代所闻的出处。其后徐凌霄、徐一士的记载与李的记载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处。

与之相佐证的还有赵烈文所见。赵烈文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个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国藩对南京前线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发到金陵大营，专门为老九出谋划策。攻陷天京前后的情况，赵烈文是见证者。

这是晚清末年一个有见识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识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静居日记》被史学家称为信史。在他的日记中没有关于老九贪财的记载，假如有，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的，就如他如实记录湘军杀人一样。

与此同时，向来直爽痛快、不吝钱财的“九帅”战后不仅没有发财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达了经济窘迫之状。

这些记载言之凿凿，一如亲见。特别是《南亭笔记》，由于它的作者正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场而闻名，更是彰显了这一传说的影响。一时间，曾老九“老饕”的名声便越传越广。

老九万万没有料到，这付出了血的代价贪到的“天下第一功”换来的却是“天下第一谤”。以至于《清史稿》都说：“国荃功高多谤。”

功高者多谤，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

但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老九这一“谤”由来可真可假？

1852年南京被太平军攻占后，被困在城内的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潜伏了几个月时间。他写信给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报告过“圣库”的情况。在第一封信里，张继庚说，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一共有一千八百余万两，几个月后，就只有八百多万两了。可见圣库消耗挥霍之速。因此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南京。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道：前九月时，伪圣库尚存八百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这说明圣库在咸丰六年的天京事变前，即已严重匮乏。wWw.七Kzw.org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给大哥写信：“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对老大表示：“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克复天京后，曾国荃被朝廷赐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实际上是没有俸禄的。老九不知，以为朝廷会另给奖金，他实在是指望着有一笔奖金就好。

曾国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儿哭穷，不大可能是“作秀”：一来不合老九的性格；二来瞒不住也不必瞒哄家人。到了光绪年间，老九甚至还表达了“做官完账”的急切心情：

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更是名存实亡。“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亦即圣库已由“公帑”变成了“私藏”，且由洪秀全的嫡系掌管，而洪派以下人众，亦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物牛羊等食物，而将银钱衣物等据为己有。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供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眷的首饰。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饷银十万”。所谓南京城内的财宝可知一二。

这里，一方面是缘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诸王追求奢靡的享乐；一方面是由于本来城内军民日用消耗、武器粮饷、雇佣工资等，耗费钱财巨大，而南京在被清军围困多年，只有出没有进，眼看着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成了问题。

以致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天京时，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概行要买米粮”。

因此，所谓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很可能是一个想像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