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讲义 第29节
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现今人类社会的治世，被统称为“民主法制社会”。按马克思预言，人类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亦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天下太平，人民幸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回归，从纯朴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复返到道德更文明、物质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公社会，也就是道治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社会离古圣以道治世的时代已经太久太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可见人类社会离大道相去之远。“以法治国”是人类社会丧失道德仁义后的不得已之治，是为了约束人们的心身，维护社会秩序的不得已之为。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是符合当代规律的英明之举，是避免单一法制弊端的良方，它必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上八句，皆是阐述以有为治国之害。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
此以下五句，乃是太上引古圣之言，以伤感于今世的时政之弊。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多技巧”，“技”者，技能、巧智之意。人都爱慕技巧，而且互相效尤，于是千奇百怪之物，使人生贪有之心。春秋时期，铜器、玉器等制造技巧兴起，人多追求，亦为上层君主所提倡，所贪爱，故成为当时百姓追求的奢华风尚。由于人君失道而有欲，追求新奇，故导致了天下百姓奢靡，欲心遂起。此罪在人君之无道。
上古之人，其性浑全，其情朴厚，凡物付之于自然，不用技巧去攫（jué）取贪占。世人好小技，小技再高明，岂能比拟于天地造物之神妙。今世之人，人心不古，机巧之心强盛，人皆仰慕奇巧，聪明人愈逞技巧之能，社会求巧之心愈兴。能为象牙之箸者，必至于为玉杯，技巧愈妙，奇物愈多，追求虚华之心愈强，离道德之厚朴愈远。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观今之世，科技昌盛，人的聪明技巧数倍于古人。奇异之物滋盛，人心攀奇，工艺玉雕，金器珠宝，奇发异装，日用百货，无不机巧。虽则为人类生活增添了异彩，带来了方便。但社会上离奇的事物，愈成为人们追奇的时尚。于是便出现了什么“追星族”，“拜物圈”、“崇洋群”等等之类的怪异现象。外来的奇物比自己的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甚至把老祖宗视为“老土”，将民族传统的瑰宝视为陈旧。
在科技昌盛，物质丰富，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奇物更是繁纷无穷，电脑等现代电器已进入千家万户，人类在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人性本有的厚朴之德却愈来愈散。人类大脑潜意识中储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却被深深地压抑和埋藏着。人类在追求奇智虚华，享受短暂幸福的同时，却丢失了最宝贵的淳朴道德，损害着先天本性，实在可叹可惜!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天下之道，只是一道，万事万物，无不是此道的贯彻流行。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shū）仍归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过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义礼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这些看起来都是体现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经，万古之大法。此即所谓常道、正道也。做人当尽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样，若能躬行节俭，力尽孝慈，为天下表率，天下自会无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也。”一治一乱，循环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虽然治则用道德，乱则用兵戈，一旦两军对阵，大敌交锋，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全系于用兵之时。虽权谋之术，智巧之变，并非君子所贵。然而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动”之义。当天下太平之时，虽然万事纷繁，为君者从容镇静，无欲无为，自然上与天通，下为民拥，天下悉归道也。
【天下多忌讳（huì），而民弥贫；】
太上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君已失道。各国君主兼并战争四起，强欺弱，大并小，烽火连年，死尸遍野。劳役赋税，农事荒废，人民苦难不堪，此皆是国君的私欲妄为之过。百姓最忌讳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宁，天下愈乱，百姓愈不安，万物皆不宁。这是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
“忌讳”，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许之事。“天下多忌讳”，是说为政者劳役赋税等法令繁多。令烦则奸生，禁多则诈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强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强迫百姓做不愿做之事，违背民心，这是百姓最不愿意、最忌讳之事。明君在位，毫无私欲，以道施于天下，以德化于民心，以无为自然治国，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谓“而民弥贫”，“弥”者，愈之意。上句是说为君者不搜刮民财，慈心养育民生，则国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须以繁琐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扰乱民之心愈烦，使民失去自然天性，为应酬为官者的禁令而烦恼。政令愈多，犹如捆住民之手脚的绳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尽心尽性，难以自富自足，民岂有不贫不怨者。赋税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则民必然愈贫；人民贫穷，盗贼必起，必然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故曰“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滋彰”，是说法律的繁多与普遍的应用。“法令”者，即治国之法，度律之令。圣人以道德仁义施于国家天下，并非专恃政令法律。后世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正是不得已之治。
“盗贼多有”，偷物曰“盗”，害人曰“贼”。“盗贼”的概念，在古时是比喻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并非只是偷物之贼。太上所处的时代，人君渐昏，民心渐乱，世风日下，盗贼日多。不得不设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为了约束民之行为，君主法令繁多。法令愈严，而盗贼却愈多。何以法不能治盗贼?皆因治人不治心，治表不治本之故。大利行之天下，必有大盗出。盗贼只见大利，不见法令，其根本原因，是人君带头“贵难得之货”。只讲物质享受，不讲道德精神，从而诱使民贪欲之心膨胀。所以，以法治国是不得已之事。治国重在教民心。
以法治世，其要仍在人心。法若用之不善，或出之不当，必会产生负面影响。法太过，则民心离；令太急，则民不堪。故流为盗者，乱为贼者，皆在所难免。况且法在实行中，亦难免偏差走样，造成新的恶果。此皆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原因。
圣人治世，教民内修道德，外行仁义，晓人伦以常规，使民心自觉地符合天理人情。故《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民若修道德于内，行仁义于外，就不会违法乱纪。民若无道德仁义，没有羞耻之心，必沦为亡命之徒，不怕犯法治罪。此即七十四章所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令愈严，盗贼却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治国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权柄也。人若有权，犹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则是造善积德；若是以权利谋私，则是祸国殃民，犯罪造业。
圣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顺人伦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国益民，浑浑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圣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庄子所言：“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说，圣人的德行智慧行于天下，不是利器，胜似利器，可使民心潜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国之权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义者窃取，必会兴风作浪，使上下颠倒，是非混淆，横施天下，害国祸民。倘若以手中的权利谋私妄为，则国家的尊严必被扭曲，下之权必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之于上，上下相欺，纲纪法度，刑赏律令，皆可滥用妄为。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故手中执国家权柄“利器”的人，必须心诚持正，以利器造福于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人心必乱，国之道自此而不明，国之政未有不乱者。故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观今之世，贪权谋私者不少，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滋生出许多腐败之徒，害国害民，为百姓所怨恨。可见权利这个“利器”，如果不用道德制驭，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此“利器”不仅误国害民，而且必然祸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绝巧弃利”之诫，意即在此。